【明道 | 文化研究所】李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心思作用之人心与文化的互相塑造

人心无中外之分，亦无古今之分。但是，人心又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空间里去实践才能得到体现，只有在与他人的融合感通之中才能有一个安顿。

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下》）客观上，我们首先承认人是自然的人、生物的人；但更多时候，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主要指的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积极承担道德实践的人。单从“人”这个汉字来说，只有一撇一捺合起来才成为一个“人”字。作为对人字笔画的一个牵强一点儿的解释，也可以说人只有在人群中才能成为一个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为一个人，并且这个人在人群中、在组织中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被自己的心灵所支配。

（一）个人与社会

社会生活是人之为人的特质。

所有人都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之中，每个人的命运都紧紧地与自己所属的社会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各自为一个心灵主体，各个心灵主体通过与其他心灵主体之间的同情感通而开拓出一个超越于个体的心灵世界。《中庸》上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是从个人心灵的有限世界向外扩展至无限的宇宙生命。《大学》上讲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个人的身在家之内，家在国之内，国又在天下之内，而天下又在无限的宇宙之内。孟子说：“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在中国文化精神里，个人以其可以无限扩充的心灵，通过自身有限的生命体，向外推扩，从而实现个人与天地万物的融合感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社会中独立的个人，通过共同的身份感而团结在一起，彼此分工合作，从而保证社会的集体生存和幸福。要使得这种合作和对生存与幸福的期望得以实现，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遵循特定社会中的行为界限，预先感知别人在特定处境下可能如何行动。只有普遍遵循一套可预测的共享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才能有可持续的群体生活与合作，才能有整个社会的存续。

熊十力先生在《体用论》中说：“无量细分各别和集，而成万有不齐之众物。” 从哲学层面上讲，一切个体如其散布虚空，各个孤立，互不相联，虽然众多但不能成为大物，个别的物一齐发育，方是整体盛大。个体又终究不可离开整体而独得发育。

对人类而言，在远古时代就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动物的机械反应，昆虫社群中的那种本能反应基本是没有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创新创造的能力、接纳和适应规则的能力，随着语言和符号的创造和使用，信息共享与互助协作的能力进一步扩展和增强。由此，人类发展出了独特的心灵，除了能够认知外在的天地万物以及事物的性质、结构、功能及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之外，心灵可以从实体的事物中游离出来，脱离事物的实质，而发现一个纯粹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经由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感受和体悟，在心灵中建立抽象的意义，凭此意义形成某种理想、梦想或抱负，再回到现实世界去实践。《大学》上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有得。”从“知止”到“定静安虑”，再到“有得”，便是人的心灵从现实世界获得抽象意义，再回归实践的创造性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个人，通过其有限生命中的无限创造力，推动着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运转。

（二）文化与规范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普遍性概念里，“文化”在不同领域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文化可以指书法、绘画、摄影，可以指电影、电视和漫画，可以指博物馆、历史文物和古董，也可以指戏剧、舞蹈或者体育比赛，还可以指各种公共机构、企业或社团的品牌形象以及内部组织特点。

今天，我们一讲到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立即就会有人复刻出一些古典歌舞、古代服饰，建造各种级别的博物馆、文化馆，收集、展示各种“文物”。实际上，我们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里提到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文化成果，中国历史上以往各个时代的文化气象、风俗习惯、生活用品等，实际上随着社会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从文化艺术、文化市场的角度，复刻一些历史文化产品，仍然有其经济价值和现实的意义。但是，我们去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去建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我们要去看支撑中华民族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不断发展下来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是怎样一种文化生命。我们是活的生命，中华民族是活的生命，那么支撑我们活的生命的文化，自然就不能是僵化的、呆板的，而是恒久存在而又持续创新的。变的是表现形式，恒常不变的是中国文化中那些庸常的天理与天道、人道与人伦。

作为人类存在的最低条件，社会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有序的和规则的关系，并且能够对特定社会的共享意义有所认知，人们要具有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知识和信息的能力。那么，社会生活的这种规律性、持续性、相对稳定性和预见性是如何实现的呢？文化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因为文化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信念、价值、标准、规范等，文化也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和符号系统。

按照通常的认知，人们也许会认为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正如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给出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指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强调文化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的一种产物，并且是通过后天学习而建构的。20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进一步指出：“一种文化是习得行为与行为结果的综合结构，这种习得行为的组成要素被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分享和传递。”由以上两个文化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在特定社会群体中、习得的、普遍的、共享的，任何只属于单独个体的行为项目都不能视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个人的道德表率、文学作品、文艺创作或科技发明，被社会所传播和共享时，便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

从社会运行机制的层面来看文化的概念，我们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表现出来的行为和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来说，文化不是可观察的行为，而是共享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规范。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的概念，很早就注重价值层面的体现。《易·贲卦·彖辞》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天文、文明、人文、文化四个词同时出现在彖辞中，而且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正是道德实践上的价值活动。刚柔交错而互文饰，乃自然之文理，所以为“天文”；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使刚柔相济，刚不偏刚，柔不偏柔，秉承中正之道，即是“人文”。刚而不偏刚，则刚明；柔而不偏柔，则柔明。以文明而止，这个“止”是“止于至善”的止，其终极境界便是成善、成德。所以“文明以止，人文也”便是人的道德实践。“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里，刚柔交错是自然的“天文”，“文明以止”是人类的道德实践活动的“人文”，由“人文”以“化成”，简而言之便是“文化”。

可见，在中国文化中，“文化”一词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积极的、具有正向价值判断的概念。《中庸》说“合内外之道”以及“赞天地之化育”，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程明道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伊川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熹说“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陆象山说“宇宙不外吾心”，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各自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都强调了要将个体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视为一体而同流，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化成天下，善而化之，成己成物。

综上，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是一个僵化的学术概念，也不是我们通常所判定的高雅的、或者流行的文化产品，而是具有积极的、向上向善的正向引导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

（三）塑造与创造

文化塑造着人，人也创造着文化。人与文化互为主体，而其相互作用的介质就是社会。

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社区或社团组织，每一个社群、每一个组织都有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等。在这些不同的方式之中，对特定人群来说，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不管表面上是承认还是否认，总有一套观念、信念或原则指导着这些群体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便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尚书·舜典》中记载了舜授命给契，让契来承担教化人民的任务，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孟子·滕文公上》引用此文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这里不去辨析孟子所讲的“教以人伦”和《尚书》中的“敬敷五教”是否完全为同一个概念，至少可以判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建设。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来看，围绕着“人伦之教”的文化建设一直占据着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广而扩之，就是以“仁”为中心的系统性宇宙观，它也是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教授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指出：“古典中华文明的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这种古典的宇宙观对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塑造从未间断过，从纵贯的、历史的来讲，它具有恒常性，从横向的、普遍的来讲，它具有普适性。《论语·颜渊》中记载，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为世界任何社会所普遍达成共识和认同的价值理念。

正如中国人是由中国文化所塑造和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一样，任何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中的个人，都是各自文化所塑造的社会人、文化人、时代人。但是，人并不天然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并不是我们本能的、单纯的去获取和吸收的东西，而是通过后天学习来积累形成的。儿童通过与父母、他人和外界的接触，如知识的学习、身份的获取、规则意识的养成等，逐渐成为一个拥有社会文化常识和自我意识的人，并且能够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应对自如。

作为一种集体智慧的载体，语言文字和符号系统，对文化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总结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意思是说，自然之道靠着圣人变成了文辞，圣人则借助文辞来阐明了道的精义，它通达处处无边无涯，天天使用也不会匮乏。《周易》中说：“能够鼓舞、振动天下的，就存在于文辞之中。”文辞之所以能够鼓舞、振动天下，就因为它体现了自然之道。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局限就是我的世界的局限。”萨皮尔-沃尔夫假设认为：“世界是通过由语言产生的概念网络得到过滤的，而且对于特殊语言的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产生了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习惯化的思维模式。”语言、文字和符号所表达的共享意义使得人们跨越时空的信息交流成为可能，使得人们不必亲身经验就可以学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的知识，也使文化的塑造和熏陶成为可能。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周易》所说的“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一句，言简意赅。对指导文化建设来说，便可以知道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继而化人文以成天下；对自身的文化修养来说，便可以知道博文穷理、尽心知性，继而立身行己、成善成德。

马一浮在《泰和会语》中引用程子的话说：“‘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应。’有感必有应，所感复为感，其感复有应，如是则无穷。”人心与文化便是这样持续不断地塑造和创造着，从而使心灵世界和文化宇宙始终保持着互联互通。